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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回答现实向文学提出的问题

2000-01-06 来源:光明日报 程继田 我有话说

艾斐同志的《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九·五”立项课题)一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本文及其多维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既科学地论述了文学的诸多现象、法则和规律,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现实向文学提出的问题,具有导向性和启示性,它必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值得向读者推荐。

该著将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关系作为自己考察和论述的命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应当说,这是现实生活向文学提出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问题。换言之,这个问题也可以作这样的表述: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取向要不要以时代精神作为它的核心和基础?对此,文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提出“自我表现论”等主张来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表现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在这种情况下,该著不仅以此作为自己考察和论述的中心命题,而且还旗帜鲜明地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和阐明:“我们时代的文学,自当涵载和弘扬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天然地本能地要在我们的文学价值导向中起主导作用,这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齐抓共进、比翼高翔;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努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对于文学来说,则务必以丰富多样的题材、主题和艺术形式,以积极、刚健、昂扬、进取的思想蕴涵和美学创造,殊途同归地涵载和弘扬这样的时代精神,并以之构建价值导向的基础和目标,确立价值导向的刻度和走势。”显然,如此地确定命题,又如此地回答和阐明,是对那种反对文学表现时代精神的错误倾向的有力抵制,这就捍卫了我们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显示着该著的强烈现实性。

可贵之处还在于该著以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这一命题为中心,全方位地考察和论述了它的多维关系,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在其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全书分五编四十七章,分别从“表现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以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塑造创作主体和确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鉴的价值杠杆”、“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构建和发展”、“文学的创造精神、时代蕴涵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创作实践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观照和体现”等方面,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多维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其中不仅有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和法则的阐述,而且也有对文学与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关系的阐述,足见其内容的厚重。

应当指出,这里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从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和法则以及从创作到评鉴的系统过程来阐明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关系,使自己的全部阐明建立在对文学自身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而使我们得以在掌握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和法则的基础上去正确理解和处理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关系,进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更好地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取得更大的价值。二是注重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构建和发展的阐明,对其中诸如在开放中选择和在探索中发现,文学的个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及其辩证关系,审美认同与实现文学创新的关系,思想道德的涵载和升华与文学创作的世界认同和赞誉的关系,形式、技巧和创作方法的西方化与中国特色等重要问题都有详尽的论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三是关注文学的热点,勇于探讨新问题,比如对创作自由与价值规律,突出时代的主旋律与表现典型性格的丰富多样,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过程中的作用,借鉴西方现当代艺术经验和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与艺术创新的关系,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关系,文学的科技意识与科技的文学情结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的问题,都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回答。而这三点,又充分显示着该著的内容的丰富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能够达到如此地步,实在可贵。

该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紧密结合着新时期的文学实际展开论述,既有对文学思潮的评判,又有对文学作品的评析,既有对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有对失误教训的告诫。还需指出,该著的有些章节的设立,就是为了对相关的文学实际活动作审视和分析,例如在第五编《创作实践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观照和体现》里,分别就长篇小说、新诗潮、报告文学、散文创作、儿童文学、探索文学、寻根文学、通俗文学所设的价值判断专章就是如此。这不仅加深了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中心命题的论述,而且还勾勒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价值取向的发展轨迹及其走向。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专题性文学理论著作来读,也可以将它作为新时期文学史著作来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从中获得益处。

总之,该著论题新颖,观点正确,分析辩证,论述有力,语言清新,以自己的丰硕成果弥补了我国关于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关系的研究之不足,具有开启研究、激励创作之效能。我想,这就是它的出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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